1997年2月20日清晨，天刚亮，人们便裹紧棉服，涌上街头，一齐朝着天安门的方向走去。

渐渐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口中吐出的哈气凝聚在广场上方似乎快要压住阳光。

突然间，一声“降——半——旗”响彻整个云霄。

所有人都噙着泪水，齐刷刷扭头望向国旗杆的位置，看着那面鲜艳的红旗缓缓下降。

就这样，数以万计的人怀着悲壮的心情与一代伟人邓小平告别。

而在送行的人群中，有他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和认识多年的好友。

但唯一遗憾的是，与他最要好的三位朋友都没能出现在这场告别仪式上。

因为他们已早一步离开了这个世界。

事实上，邓小平生前躺在病床前，向女儿缓缓叙述过自己这一生的故事：

“……我这一生接触了不少人，但唯有周恩来、聂荣臻和李富春这三人跟我关系最好，可惜他们如今也不在了……”

在那个风雨飘渺的革命年代，他与三人究竟有着怎样的交情？

法国相识，如兄如弟

在一众国家领导人之间，像周恩来和邓小平这样，保持多年亲密友谊的并不多见。

两人相识于20世纪初的法国。

彼时，受到新思潮洗礼，还经历“五四”运动的两人，怀揣着拯救民族的决心和振兴中华的雄心，分别踏上了前往法国的旅程。

1920年，邓小平抵达法国巴黎后，选择一边打工一边学习。

在勤工俭学期间，他结识了爱国青年赵世炎，并加入其创办的工人团体，与众人一同参加工人集会。

也正因此，有了邓小平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

一天，赵世炎邀请邓小平去参加一个聚会，还告诉他此番有许多共产党员参与其中。

自然，邓小平听到后激动万分，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邀请。

等到在聚会上，赵世炎领着一位身材挺拔、容貌英俊的青年走到他面前，说道：

“小平，这是周恩来同志。”

闻言，邓小平抬头看向这位不苟言笑的青年，心想：

原来这就是周恩来，以前只在《华工周报》上读过他写的文章，思路确实明晰，只是不知交流中会不会产生碰撞。

想到这儿，他试探着伸出了手。

见此，周恩来连忙热情地握住其手，笑着说：

“你好，我叫周恩来，期待以后与你的交流。”

有了第一次愉快的见面，在之后的时间里，邓小平与周恩来常聚在一起探讨对新思想的看法与见解。

很快，周恩来就被眼前这位身材瘦弱但谈吐不凡的青年吸引住。

两人就像是一见如故的旧友，相谈甚欢。

1921年底，在经历3次工人斗争后，赵世炎和周恩来意识到想要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组织在后方进行领导。

于是，在众人商议之下，他们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团体成立之初只有18人。

1922年6月3日，他们在巴黎西郊布洛涅森林里找一位老太太借了18把椅子，围坐在一起召开了第一次成立大会。

会议上，他们推选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团体刊物名称为《少年》，初期发表刊物的思想内容也以革命思想为主。

不久，邓小平经同事介绍，也顺利加入了这个团体。

然而，当时因学业原因，他没办法长时间待在巴黎，也只能为组织做一些打杂的事情。

一直到1923年2月，赵世炎在接到中央任务后不得不尽快赶回国内。

可如此一来，团体内只剩周恩来一个主心骨。

每日激增的工作量压得其有点力不从心，他盼望着能尽快找到一位得力的帮手。

这时，周恩来偶然听说邓小平此时正在巴黎的消息。

他连忙找朋友要到了其住址，并暂时推开手边堆积如山的工作，出门去拜访这位许久不见的好友。

对于周恩来的到访，邓小平也感到异常惊讶。

慌乱片刻后，他赶忙迎好友进门。

而周恩来也不客套，一落座就阐明了来意：

“小平，赵世炎回国了，现在团体内人手紧缺，我希望你能来这边帮帮忙。”

“好啊，我非常乐意。”

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两人的谈话进行得十分顺利，很快便敲定了分工细节。

此后，邓小平赶往周恩来租住的公寓内，和另外几名同事一起处理着团体的事务。

也由此，他开始真正地踏上了革命家的道路。

加入团体后的邓小平全力协助周恩来的工作。

当时，团体刊物《少年》更名为《赤光》。

周恩来负责《赤光》的编辑、发行、撰稿等工作；

邓小平则负责刻印的工作。

由于任务繁多，两人常常整日窝在一间小屋里，从早到晚都趴在书桌前奋笔疾书。

困了就躺在地板上随便睡一觉；饿了就用屋里的炉子煮一口面条；休息后又继续埋头苦干。

在艰苦的环境下，两人建立起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谊。

遇到值得庆贺的事情，周恩来还会亲自下厨为邓小平烹制几道拿手菜。

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法国忙碌地经营革命事业时，国内的党中央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后续行动。

特别是八七会议后，我党需尽快恢复刚刚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党组织。

周恩来也在这个时期接到回国参与革命的任务。

这样一来，只剩邓小平一人留在法国继续编辑《赤光》。

不过他并没有任何抱怨和不解，而是继续通过发表各类文章与国家主义派展开激烈争论。

邓小平所写的文章犀利尖锐，常常将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堵得国家主义派的成员哑口无言。

这也让更多的青年学生清楚地认识到国家主义派的虚伪。

至此，邓小平所代表的革命团体在巴黎地区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1927年6月，他回到了党中央所在地西安，并担任中央秘书的工作。

当时，其主要负责保管党中央文件等事务。

巧合的是，经过部署，邓小平再次成为时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的部下。

这也意味着，两人又可以在同一条战线上工作。

1928年1月，党中央指派周恩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而邓小平则成为了周恩来的直属助手，负责协助其处理工作。

事实上，两人在巴黎共同工作期间已培养出超高的默契。

所以，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工作能力十分信赖，将各类技术性问题都交由他处理。

而邓小平也从未辜负过周恩来的期望，每项任务都完成得无可挑剔。

不仅如此，为了工作方便，邓小平和妻子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住在同一栋楼里。

邻里间常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自然少不了串门走动。

当时的革命环境其实已十分紧张，遍布危险，谁也无法预料明天究竟会发生什么。

正因此，两人的友谊在那个阶段才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1929年5月，中央决定选派代表到广西领导百色起义。

正在为领导人选发愁时，周恩来主动向中央建议道：

“可以派邓小平同志去。”

看着周恩来胸有成竹的神情，中央相信他对这个提议也一定怀有十足的把握，于是批准了这个提议，派邓小平同志前往广西。

邓小平和周恩来也就此分别，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两人才重新聚在一起工作。

1952年，邓小平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部长。

他在财政方面大展拳脚，直接提出了六条工作方针。

仅一年时间，国家财政结余增至16.05亿元，全面扭转了国家连续几年入不敷出的局面。

这也为当时作为总理的周恩来提供了坚实的工作后盾。

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推选邓小平就任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接任后，主要工作便是负责协助周恩来管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两人得以重新聚在一起工作。

尽管身边的环境已发生了天翻地覆，但看到好友熟悉的身影，一股温暖的回忆悠悠地回荡在两个人的心间。

在邓小平看来，周恩来始终是自己工作领域内最坚实的后盾。

1973年，他从江西回到北京后，周恩来立刻起草出一份《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重新确定了邓小平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

随后不久，他又被周恩来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如此一来，邓小平在其鼓励与帮扶下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

回归工作状态的邓小平很快便针对当时混乱的政局提出了一系列整改方案，扭转时局，为国家带来新的希望。

令人悲痛的是，邓小平开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时，周恩来却因为病情加重而不得不放下手边的工作。

当医生为周恩来动了第二十一次手术后，他预感到自己可能很快会不久于人世，便把邓小平叫到面前。

彼时，周恩来紧紧地握住其手，就像两人初次见面那天一样，他坚定地看向邓小平，大声地说道：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还要好！”

其实，周恩来之所以挤出全部的力气说出这句话，就是为消除在场所有人的疑虑。

他再一次当着众人的面为邓小平正名。

这也意味着，周恩来将自己的接力棒交到了邓小平手中。

他相信邓小平会带着他们共同的信仰和那份自巴黎起便坚守的初心一直走下去，为国家带来新的希望。

而邓小平也的确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他成为了优秀的领导人。

周恩来对于邓小平来说既是兄长也是朋友。

而邓小平与李富春、蔡畅夫妇间的友谊则如同家人一般亲密。

情如家人，携手共进

邓小平与李富春、蔡畅夫妇的友谊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

和周恩来之间的友情一样，他们也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相识。

当时，李富春在抵达巴黎后，很快便加入了当地的工人团体，参与各种工人运动。

没过多久，他还联合同为热血青年的李维汉创办了励进会，带动更多有志青年加入到团体中，并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革命思想。

除了这个身份，李富春也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

组织成立之初，他担任地方支部的书记。

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李富春也改为担任团体内执行委员。

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此生的伴侣——蔡畅。

也因此，邓小平在青年团工作期间，常常与李富春和蔡畅在一起。

他们三人共同交流革命思想，有时因观点不合甚至还会争得面红耳赤。

但争论过后又会和好如初，三人在一起从未感到有任何隔阂的存在。

即便在沉默无言时，他们也能清楚对方心里的想法。

李富春和蔡畅年长邓小平四岁，因此他每次见到两人都亲切地称呼其为大哥、大姐。

而这个称呼也真真切切地落实在了行动中。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只要邓小平出现任何困难，李富春和蔡畅都会放下手边的事来帮助他。

1923年，邓小平前往巴黎与李富春并肩作战。

当时，加上周恩来，三人的主要工作便是负责编辑《赤光》这本刊物。

据蔡畅后来回忆，三个人常常窝在一间三十平的小房间里。

周恩来负责编写、邓小平主管刻印、李富春则保证发行的工作。

就这样，一本刊物凝结了三个人的心血。

非但这样，那个时候，邓小平和李富春白天都需要到工厂打工来赚积蓄，因此只能在晚上下工后急匆匆地赶来这里，再埋头处理堆积了一天的工作。

可想而知，面对巨大的工作量，他们有时一干就是一整夜。

实在困得不行了，就随手拿一件衣服铺在地上，浅浅地打一个盹。

遇到难得的休息日，邓小平通常都会到李富春与蔡畅的居所。

三人聚在一起就像刚到法国那段时光一样，谈天谈地，畅谈革命理想。

每每这时，蔡畅还会为邓小平做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邓小平最爱吃的就是她做的面条。

毫不夸张地说，这碗面蕴含了他那颗无数艰苦回忆的心，在漫长的岁月中留下了阵阵温暖。

后来，邓小平、李富春、蔡畅接到任务相继回国。

他们很快便投入到新一轮革命斗争中，很难再像从前一般经常见面。

那段更加艰苦且危险的岁月，三人都凭借毅力挺了过来，并在各自的岗位都做出了一番成绩。

1954年9月，邓小平与李富春同时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当时邓小平一家因工作原因搬到了庆云堂三院，而李富春一家就住在前一幢院。

没想到几十年后，三人又能够重新生活在一起。

距离变近以后，两家的来往也变得紧密。

一有空，邓小平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到李富春家中去串门。

孩子在旁边玩耍，两对夫妻就聚在一桌打麻将，等到了饭点就都挤在厨房里等待着施展一番本领。

这份珍贵的友谊延续了二十年，直到1974年李富春因病去世。

当时，邓小平在他极其简单的追悼会上用一口川音，献上了一段最真挚的追悼词。

话虽短，但却寄托了他无限的哀伤之思。

在李富春走后，邓小平一家常常去蔡畅家中探望，陪她叙旧、吃饭。

在蔡畅80岁大寿那年，邓小平更是携全家祖孙四代都来到了其家中，为她祝寿。

这份自法国起便产生的友谊延续了60年之久，即便在动荡的斗争年代也从未被撼动。

或许正是这份老友间的支持才能帮助邓小平走过他人生中的一道道关卡，成为一位伟人。

邓小平的身边有兄弟情、亲情，更有在战场中历经过生死的战友情。

漫漫长征，不分彼此

邓小平与聂荣臻也相识于法国。

因为两人都来自四川，很快便因同乡关系结下了友谊。

后来，他们共同加入旅欧青年团，负责革命运动宣传等工作。

渐渐地，两人间的同乡情谊进一步上升为革命友谊。

1934年，邓小平率领部队开始长征。

而在这个历程中，他重新与聂荣臻相遇。

当时，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邓小平遇到了也在红一军团担任政委的聂荣臻。

漫无边际的草原上，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

随后，邓小平与聂荣臻一同率领部队开始东征。

实际上，邓小平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

在长征后半段历程中，由于天气条件极端恶劣，他不幸染上了严重的伤寒，连固体食物也难以下咽，生命一度垂危。

得知此消息后的聂荣臻，连忙赶到邓小平病床前。

看着形如枯槁的好友，聂荣臻当即在部队内搜寻流体食物，终于在物资仓储内找到了一些罐装牛奶。

聂荣臻命令手下将这些牛奶全部送到邓小平住所。

就是凭借这些牛奶，邓小平挺过了这次疾病，重新回到了与聂荣臻并肩作战的战场上。

两人共同经历了长征，随后又依次率领队伍抵抗日军的侵略。

即便两人当时分处不同战区，但听到对方传来捷报后，总要在心里为彼此庆贺。

这份相互扶持的友情帮助他们度过了艰难的抗日时期，迎来了解放的光明。

1952年，邓小平回到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

此时的聂荣臻也在北京担任总参谋长。

可惜的是，由于两人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时间见面。

某日，部下叩响了邓小平办公室的房门，走进来说道：

“聂参谋长晕倒在办公室了。”

邓小平听到消息后，放下手边的工作就赶到了聂荣臻的病房。

经检查，聂荣臻是因为工作劳累而出现了神经失调等症状。

邓小平坐在聂荣臻的病床前，劝解道：

“你这样忙下去，身体迟早会拖垮的。”

聂荣臻看着老友担忧的神情，说道：

“你说得对，但我总想多做一些。”

在邓小平的劝说下，聂荣臻辞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等其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后，邓小平再次前来拜访他，询问他下一步打算。

“你对下一步工作有什么计划？”

“我不想再当市长了，我想开展科学工作，我们国家目前最需要的就是科学技术了，还希望中央能够批准。”

邓小平听到聂荣臻的请求后，当即拍板：

“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向中央上报。”

至此，聂荣臻回到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

那时，他主要负责科学技术工作，并针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一系列修订方针。

在这个领域，聂荣臻的工作热情一直保持到退休。

非但如此，退休后的聂荣臻即便已身患重病，但每天仍强撑着身体阅读文件。

在听到秘书对他说起邓小平近日的改革行动后，他总会笑着说道：

“还是小平同志了不起啊。”

1992年5月14日，时年93岁高龄的聂荣臻元帅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邓小平得知后悲痛万分。

在印象中，这位他敬重的好战友是一位从不会被病痛击垮，一心只为工作付出的“硬汉”人物。

他将这段长达72年的友谊铭记于心，永远怀念这位逝去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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