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宗广德二年（764）六月至永泰元年（765）正月，因为故友严武的奏请并数次热情相邀，杜甫在其节度使幕府中做了大约半年的幕僚，这是杜甫自弃官华州司功参军以来，颇为意外地再次获得朝廷命官的头衔，也是其由流寓秦州、度陇赴蜀的一介难民，重新取得官员职位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身份转变（广德二年，杜甫在东川时，朝廷虽召补其为京兆功曹参军，但未赴任）。由于新、旧《唐书》对于杜甫与严武关系似是而非的描述，影响到历代研究者对杜甫在严武幕府处境、心态及其履职行为的客观评价，占压倒性优势的观点认为，杜甫之入严武幕，乃是迫于无奈，情非得已，其在幕府中过着几乎是饱受煎熬的日子，所以在不习惯、不情愿的情况下，很快便辞去了官职，回归到悠游自在的草堂村居生活中。的确，杜甫居幕期间及其辞幕以后的一些诗作，能够成为支持这种观点的合理证据。但是，如果我们清晰认识杜甫与严武的特殊亲密关系，全面审视严武为杜甫请官的用意及其实际作用，结合时局现实与杜甫生计处境状况进行综合评判，恐怕事情并不如论者们所认识的那样简单。因为杜甫这一阶段的众多诗作同样足以证明，其对严武的此番作为，始终是心存感激的，并且视之为“知己”。无论是面对严武的良苦用心，还是本于其一贯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杜甫在佐幕期间依然是尽心尽职的，尽管在此过程中不乏苦闷、焦躁和牢骚。笔者曾就杜甫“始客”秦州的流民身份和复杂心态做过专门考察，表明一旦脱离官僚体制并舍弃官员身份，就会给杜甫的生计、处境及思想情绪带来一系列巨大变化；而此次不完全出自本人意愿的身份“回归”，自然又会对杜甫的处境和心态造成相当复杂的影响。

一、报答“知己”与向往自在相纠结的复杂心境

杜甫从得知严武镇蜀消息的那一刻起，就很快决定改变之前的出蜀行程计划，从阆州返回了成都草堂。以下从其得知消息的情绪反应、佐幕期间的心态表露、做出辞幕决定的复杂因素等三个层面试作分析。

第一，从杜甫得知严武再镇蜀消息的那一刻起，他就立即决定携妻带子返回成都草堂，意在结束其长时间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生活状态。关于杜甫此时的心情，可以从其所作的《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及《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看得相当清楚。

关于《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这个诗题，过去的不少注解者，不太注意完整而客观地了解三诗所表达的情绪，而乐于抓住诗人的片言只语，按照其固有的思路作诠释。比如诗题的“却赴蜀”三字，陈式说：“‘却赴’者，不当赴以有赴也。”王嗣奭说：“题中用‘却’字亦新，故有‘不成向南国’，以写其进退踌躇之意。”他们都把“不成向南国”理解为破坏了诗人原来的出峡计划，不得已而复赴成都。其实，黄鹤对该诗的作意是把握正确的：“诗云：‘不成向南国，复作游西川。’正是广德二年春，再归成都依严武时作。故诗又云：‘汩汩避群盗，悠悠经十年。’”该诗表明诗人已经厌倦了长达十年的避乱生活，故结尾两句说：“我生无倚着，尽室畏途边。”眼下无依无靠、奔波于流离畏途的局面有望结束，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故友严武再次镇蜀之事上，其行程计划的改变，正体现出其对严武的依赖，因此，三首诗的情感基调是建立在一家人即将获得生活安定的希望之上的，即便山行道路险阻，颇为辛苦，其心情却是舒畅愉悦的，所以第三首结尾二句才能表现出“真供一笑乐，似欲慰穷途”的欢快。浦起龙评之云：“末章之景，开畅之意多，全是挈家山行趣致。”又评三诗的情绪变化逻辑结构：“始而伤，中而愧，终而笑，三首自然之结构。”这种表达，恰好反映出杜甫一家由感到绝望到充满希望的经历而引起的显著心态变化。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也是杜甫自阆州返成都途中所写，直接寄赠严武。我们通过此诗，更有利于仔细观察其看待严武镇蜀之事的态度。关于五首诗的内容表达，仇兆鳌有解云：“前以剖符起，后以总戎结，文治武功，均望严公，又实喜溢于词气间矣。”诗的首章开头言：“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其意思十分明显，意味他一家人改变原来出川的计划而转赴成都，回到草堂居住，只因为严武再次镇蜀，是完全出于依靠故友的现实考虑。顾宸评曰：“此途中先寄，通首皆预拟之词，故以‘得归茅屋’四字总起。曰‘得归’，志喜也。曰‘直为’，只为也。”通观五首诗的内容，重点都在设想栖居草堂舒适悠闲的生活情景，可知诗人当时的首要愿望，就是回到草堂，恢复曾经的平静安宁生活。而清人王士禛所谓“公之依严，特迫于困穷，而非其得已也”的说法，看似有理，实则不符合当时实际。对于杜甫而言，举家生计所系，绝非细务，其知严武镇蜀，立即决定回归草堂，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生活无着的困难及结束四处飘荡的窘境。后来严武向朝廷奏请邀其入幕，的确并非杜甫主动要求，而是严武为之筹划安排的。这恰好证明严武对杜甫生活处境的深切了解，并想方设法为之排忧解难的真挚友情。故杜甫在入幕以后所作的诗歌中，数次称严武为“知己”，显然包含着对严武主动尽力为自己着想的深厚感激之意。

第二，杜甫对于严武为之奏请获得幕府之职，胸怀对老友的感激，带着报答“知己”的心情，入幕履职。严武为杜甫奏请的职位获得朝廷应准，正式任命的官衔是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官阶为从六品上，这是杜甫一生中在朝廷任职获得的最高品级。这个职级的待遇，在唐朝前期是月俸二千，食料杂用四百。经历安史之乱的多年消耗，国家财力大为减弱，到肃宗至德时，规定内外官不给料钱，俸禄减半。即使如此，杜甫入幕以后，依然有月俸一千以上的稳定收入。对于拖家带口、生计无着的杜甫来说，这成为保障其一家生活用度的重要经济来源。故杜甫在入幕不久所写的诗作中，凡三用“知己”一词，再三表达对严武为自己所做一切的感激之意。

其一，《立秋日雨院中有作》云：“穷途愧知己，暮齿借前筹。已费清晨谒，那成长者谋。”前二句各注家均引《史记·留侯世家》的典故出处：“张良对曰：‘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张良借用刘邦的食箸为之谋划者，乃是针对谋士郦食其为刘邦提出的分封战国时期六国之后裔为诸侯以弱楚的计谋。张良为此用八条理由进行反驳，认为此计若行，则刘邦与项羽争天下的“大事”将归于失败。刘邦明白了此计的利害得失，赶紧下令销毁了已经做好的诸侯印。张良之所筹划，在刘邦战胜项羽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作用，其意义非同一般。杜甫在诗中用此典具有深意，显然是要向严武表明，其在人生的迟暮之年，要为严武当好幕府参谋，为其镇抚一方尽到帮助的职责。蔡梦弼解此二句曰：“穷途，杜甫自谓；知己，指严武也。”“甫依武于蜀，武辟为幕府从事，故甫言其晚年而得预节度参谋也。”至于此诗的后二句，注家的解释则截然不同。黄生云：“言早起非老人所堪……其不乐共幕之意可知。”如果我们联系该诗下有“礼宽心有适，节爽病微瘳。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故丘”等句看，显然黄生的解释不符合诗人原意。而邵宝解读为：“清晨谒，言己清晨谒见严公谋府事也；长者谋，盖自谦无长者谋略也。”这样解释似乎更接近杜甫的真实心态，他之所以生出此番恐无长者谋的自谦之意，是诗人深感严武帮衬自己用心良苦，担心难以尽责回报“知己”之恩。

其二，《到村》诗云：“老去参戎幕，归来散马蹄。稻粱须就列，榛草即相迷。蓄积思江汉，顽疏惑町畦。暂酬知己分，还入故林栖。”此诗是杜甫乞假回草堂村居时所作。这几句诗体现了诗人看到草堂很少打理而生出的矛盾心情：老来佐幕，乃是举家谋取稻粱之生活必须；而淹留于蜀，则经江汉而返乡的计划只有暂时搁置了。对于诗末二句之“知己分”，仇兆鳌解“分”为“分谊”，并引《魏志》所载臧洪《书》云“分为笃友”。则诗人把严武为自己谋职一事视为情谊深笃的表现，故其表示要努力回报，佐幕即使不是长久之计，一时的回报也完全应该。杨伦对杜甫此时此境的心态作了如是剖析：“盖此时既不愿久留，又不便辞去，不知何适而可，颇费踌躇耳。”看到杜甫此时心态矛盾是对的，而谓其留为不愿，辞为不便，则未必契合实际。此诗与《立秋日雨院中有作》的写作时间相邻近，都是立秋后不久，后诗犹在独坐幕府时思考着如何为严武做好参谋，唯恐令其失望于己，故此诗不至于突发去意而不愿供职。揆诸情理，其心中的矛盾情绪，乃是因草堂榛草颇为荒芜而发，难免生出思念故园的一种乡愁来。

其三，《遣闷奉呈严郑公二十韵》一诗，诗句有云：“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黄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平地专欹倒，分曹失异同。礼甘衰力就，义忝上官通。畴昔论诗早，光辉仗钺雄。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穷。……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不成寻别业，未敢息微躬。”该诗算得上是历来注家、评家对作意及诗人心境理解偏差最大的作品之一。南宋洪迈曰：“杜子美从剑南节度严武辟为参谋，作诗二十韵呈严公云：……而其题曰《遣闷》，意可知矣。韩文公从徐州张建封辟为推官，有书上张公云：‘……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宽假之，使不失其性，……则死于执事之门无悔也。’杜、韩之旨，大略相似云。”也许杜诗与韩文所表达的用意有相类似处，但韩愈在书末有言云：“天下之人闻执事之于愈如此，皆曰：执事之用韩愈，哀其穷，收之而已耳；韩愈之事执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虽日受千金之赐，一岁九迁其官，感恩则有之矣，将以称于天下曰：知己知己！则未也。”显然，韩愈对张建封所表达的牢骚，主要在于不满其未以“知己”相待。而杜甫此诗所言，则是视严武为知己，故可以畅所欲言，无所顾忌，即使中间有些许牢骚，也是向对方坦诚告白。而《杜诗言志》谓此篇“读之真抵一篇《北山移文》”，以为此诗全在表达归隐之意。清人单复与黄生分别以为：“此诗是公不乐居幕府，而欲退休浣花溪而作也。”“公与严公始终睽合之故，具见此诗。盖公在蜀两依严武，其于故旧之情不可谓不厚。及居幕中，未免以礼数相拘，又为同辈所谮，此公所以不堪束缚，往往寄之篇咏也。”现代学者陈贻焮在其所著《杜甫评传》第十六章中，以“束缚酬知己”为第四节标题，引述杜诗对其受“束缚”的处境和心情进行了相当详尽的描述，以为《遣闷奉呈严郑公二十韵》“能真实反映诗人屈居幕府的生活和心情”，谓之“屈居幕府”，则其见解与单复、黄生相似。

需要辨析的是，该诗题为“遣闷”，且又是作者奉呈给于己有知遇之恩的友人加上司的，究竟立意主要在于以对方为上司而表达抱怨牢骚、决心退隐村舍等不满情绪，还是以对方为故友知己而向其吐露不适应不习惯、心里夹杂着一事无成焦躁郁闷的矛盾心情？在笔者看来，杜甫之意应该属于后者。

从写作时间上看，历来注家均认定该诗作于广德二年（764）秋，从“竹皮寒旧翠，椒实雨新红”的诗句看，应在入幕不久之初秋季节。其入幕不过一月左右，他还没有完全熟悉、适应幕府生活及所司职责，产生不习惯、乃至与同事相处不融洽的内心苦闷情绪，是完全自然的。要说此时便专门写诗向严武提出决心回草堂去过村居生活，于情于理都有些说不过去；但因为视严武为知己，这些苦闷心情可以与之倾诉，故所写内容如叙家常，即使是涉及同僚间的摩擦、家人的担心、对草堂的想念等，均毫无保留，和盘托出。不少注家说，杜甫因为受不了严武拘泥于上下级的礼数，以及幕府工作的繁杂辛劳而希望回归草堂，其实诗人在诗里已经明言：“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穷。”他是很感激严武对自己的宽容和照拂的；诗中又言：“礼甘衰力就，义忝上官通。”表明诗人衰力就幕，遵从幕府的礼数规矩，是其心甘情愿，并非被迫而为。而“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之心迹剖白，则表明这种“束缚”正是诗人努力适应幕僚身份的自我约束行为，并非来自于上下等级的压力或者是不合理的幕府规制约束；二句重在向严武表明，他可以“约束”自己来酬报“知己”所做的一切，因为在其蹉跎的命运中，有严武这样的“上官”作依靠，算是最幸运的待遇了。在诗的末尾，杜甫的确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晓入昏归的幕府生活，对于自己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不是长久之计，他仍然希望故友能够体谅他适当时候回归草堂，去过那种无拘无束的闲散日子。全诗所遣之“闷”，恰恰反映了杜甫既觉得难以酬报严武的知遇之恩，又心中向往着散淡闲适村居生活的矛盾郁闷心情之症结所在。

第三，杜甫佐幕半年选择辞归草堂，论者多以为其与同僚及上司相处未洽，且受不了幕府严苛规矩的约束。这些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当是杜甫的独特性格。陈贻焮在《杜甫评传》第十六章中，用了两节的篇幅来分析杜甫辞去幕职、回归草堂的原因，其基本观点是，杜甫主要由于受不了幕府规矩的约束、同僚的挤兑，特别是因严武没有公正地处置其与同僚的矛盾，因而与其渐生嫌隙，导致了杜甫感到失望而黯然辞归。其在《孔雀的愤懑和悲怆》一节中反复说：“老杜前冬去春，本拟买舟东下，恰值严武再度镇蜀，对之多少抱有幻想，就改计携家重返成都，后入幕，终因不堪拘束而辞归。”“入幕之初，已深感委屈；继而不能无望，终于失望；今为轻薄少年所侮，（严武）又未能顾全其颜面：果真这样，就难怪老杜对严武有所不满了。”“老杜对严武的期望落空了，幻想破灭了，关系紧张了，终于导致老杜今年暮春的托病辞归。”总之，在《评传》作者看来，杜甫辞职的责任完全在于严武。这恐怕不尽符合事实，也多少有点冤枉严武。杜甫在严武幕中，自秋至冬，屡有陪同严武出行游乐之作。黄鹤在注《陪郑公秋晚北池临眺》一诗时指出：“公在严武幕中，自《遣闷有作奉呈》后，如咏竹、泛舟、观岷沱画图，至北池临眺，皆分韵赋诗，其情分稠密如此。而史谓严武中颇衔之，不知何所本而云？”新、旧《唐书》关于严武衔恨杜甫的放诞倨傲，甚至有杀之之意的记载，本于晚唐人范摅《云溪友议》“严黄门”条。该书为小说体，史家好奇，取以为信史，世人已多驳正之。但似乎其深层影响并未彻底消除，人们容易有意无意地放大严武身上的缺点。陈贻焮在解释杜甫的《三韵三篇》时就选取《新唐书·严武传》说其“在蜀颇放肆”一语，而加以阐发道：“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任性、轻信、骄奢、残暴的府主的手下，必然会有坏人出来投其所好，推波助澜，从而形成政出多门、贪污腐化、官曹浊乱的局面。”按《旧唐书·严武传》：“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匮竭，然蕃奴亦不敢犯境。”显然，《新唐书》本传的说法本于《旧唐书》，即使严武为政无道、赏罚无度，但这也并不能直接说明其与杜甫关系不好，反而在《新唐书·严武传》里，特别提及其“最厚杜甫”，说明杜甫视之为“知己”，并非自作多情。

在杜甫辞幕以后的诗作中，仍然一再流露出对严武的深厚感情。如《敝庐遣兴奉寄严公》云“迹忝朝廷旧，情依节制尊”，表明其在严武幕府期间彼此感情很融洽，难忘这一段特殊经历。如果真是因不满于严武而愤然辞职，恐怕杜甫要写成这样的诗句，流露这样的感情，就太不自然了。

杜甫在严武幕府中履职半年便请辞归去，虽然他在诗中曾淡淡提及“扶病垂朱绂”（《春日江村五首》其四）、“残生随白鸥”（《去蜀》）之类的由头，也在诗中明言与同僚相处不快的情况，但这些似乎都难以成为其决心辞归的主要原因。在笔者看来，其佐幕短暂而最终辞归，说到底还是其性格起了决定作用。

我们不妨以《春日江村五首》为切入点进行深入分析。此诗作于永泰元年（765）初春，历来注家无争议。至于是其辞职以后回到草堂所作，还是“托病”请假回到草堂有所感发而作（陈贻焮观点），论者意见有些分歧。不管此时诗人有无官方身份，但诗中充满作者的感慨身世、自省遭际、思索未来等复杂心态，则是比较明显的。杨伦对此五首组诗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见解：“五诗，前首总起，末首总结，中三首逐章承递，从前心事，向后行藏，备悉此中。可作公一篇自述小传读。”从第一首所谓“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读者不难领略诗人胸怀天下、忧思万里的家国情怀，这在杜甫一生的作品里，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安史之乱”以后更加突出。而末二句云：“艰难昧生理，漂泊到如今。”这既像是诗人对时君昏聩、乱贼作伥的控诉，又像是对自身际遇的深刻反思。自叹其生性“疏懒”“褊性”，更“拙”于生理，是杜甫在各个时期的诗中反复感慨过的。如言“自然弃掷与时异，况乃疏顽临事拙”（《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蹭蹬多拙为，安得不皓首”（《上水遣怀》）等，可谓不一而足。导致如此境遇的原因，外在因素是天下乱离，难有诗人安身之地、安乐之时。而从杜甫自“安史之乱”爆发以来的出处行藏看，也可以看出其性格特征对其身世遭际的影响。他得知李亨在灵武即位，便不顾险阻地奔赴凤翔行在，“麻鞋见天子”；他明知肃宗有清算前朝旧臣的用心，却上书救房琯，甘冒生命危险；他不满由皇帝近侍被出为外州参军，愤然去职，舍弃官吏身份携家逃难；他滞留蜀中长达六年，主要依靠故旧栖身于乱世，职佐“知己”却满心苦闷。把这一系列的行动连贯起来，其实可以看到杜甫自负、高傲、刚褊、率性的突出性格特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杜甫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现实提供给他的环境多是离乱、伤痛与苦难，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成为激发其创作灵感的酵母和催化剂。但理想主义者在处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就往往凿枘难合、与世多忤了。这似乎可以解释杜甫在严武为其请得幕职之初，何以一再称对方为“知己”，颇有感戴之意，而随着其在幕府中处事不顺心，便反复表达出要摆脱羁绊回归闲居生活的矛盾郁闷心迹。

《春日江村五首》的末章，以王粲、贾谊两个历史人物作比况，来表达诗人刚辞幕职时的微妙而矛盾的复杂心情。所谓“群盗哀王粲，中年召贾生。登楼初有作，前席竟为荣”， 两个历史人物的遭遇本来截然不同，杜甫把他们拿来自拟，是基于自己的遭遇分别与两人有些相似之处：身逢世乱如王粲，中年召用类贾谊。王嗣奭对此诗命意解读说：“公之妙在直将古人融作自己，而借以自发其意。谓避盗远游，既哀王粲；中年之召，又及贾生。盖公避‘安史之乱’而来蜀，与粲避董卓之乱而来荆正相似；中年非以老少论也，公与贾皆以废弃而收用……故结云二子皆名流，异时怀之，今当春日，又复含情，不能不踌躇于二者之间也。”他佐幕半年便主动辞职，而刚辞去官职，回归贫民之身，却又为自己之前“服绯”的待遇感到荣光！这种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心迹剖露，正是影响杜甫一生进退沉浮的性格使然。郭沫若指出：“他在诗中常常夸示他的省郎的官衔，也常常提到朝廷所赏赐的鱼袋。”虽然自古以来，入仕与归隐就是多数士人的不解之困，但杜甫在乱世漂泊之际，却在做一般士大夫在和平年代同样的美梦，这未尝不是其“昧”于生理而半生转徙不定的性格之殇。

二、尴尬的幕府处境及其乏善可陈的履职表现

杜甫在节度幕府的半年时间里，直接谈到与同僚的关系处较少，而显示与严武亲密关系的地方甚多；其辞幕以后，揭示与同僚不和谐关系的作品不止一篇两篇，而涉及与严武友情的作品相对较少。这一现象背后的隐秘信息是什么？

上文已经讨论过，杜甫对于严武为自己请官是心怀感激的，在诗作中不止一次表示要对其知遇之恩给予报答。杜甫视严武为“知己”，不全是朋友之间的客套话。他们二人的关系，不仅历时长久，而且经历过共同政治打击的考验，可谓“患难见真情”。杜甫的命运与严武联系在一起，系因肃宗处置“房党”案的政治因素。《旧唐书·房琯传》具载贬谪房琯、严武等人诏书，谓琯“与前国子祭酒刘秩、前京兆少尹严武等潜为交结，轻肆言谈，有朋党不公之名，违臣子奉上之礼。”乾元二年（759）秋，身在秦州的杜甫得知严武、贾至两位故人同时遭贬，特作《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一首长律，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及不平，其中言及房、严、贾诸友及自己命运与时局的关系一段因缘云：“每觉升元辅，深期列大贤。秉钧方咫尺，铩翮再联翩。禁掖朋从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发竟谁怜？……旧好肠堪断，新愁眼欲穿。翠干危栈竹，红腻小湖莲。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定知深意苦，莫使众人传。”杜甫明确认为，房、严、贾诸人都是堪为“元辅”的干臣，受到重贬极为不公；联系到自己因疏救房琯而被三司推问，现在沦落到与难民为伍，旧怨新愁涌上心头，个中的滋味，只有他们这种政治命运相似的人才能体会。诗中所言“深意苦”，实则是指心胸狭隘、为人阴骘的肃宗。肃宗即位以来不遗余力地清算玄宗旧臣，以“朋党”为借口罗织罪名搞株连，意欲一网打尽，连杜甫这样位卑的官员，也因与房、严、贾诸人交好而被视为“党人”，故视其疏救行动为出自私利，遂责成职能部门加以严厉推治。

如果说之前杜甫与严武的交往还主要基于文学同好，那么，经历“房党”案的政治挫折，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深化到了荣辱与共、休戚攸关的人生命运层面。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杜甫何以两依严武于蜀，严武又何以主动为之请官，再三邀其入幕等一系列行为的深层原因。莫砺锋《杜甫评传》即言：“严武在政治上与房琯的关系比较密切，乾元元年（758）曾与杜甫一起受房琯牵连而贬谪，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层关系，他对杜甫始终很关心。”明白于此，去观察杜甫在幕府中与严武的亲密关系，应该就比较容易得出大致不差的判断。杜甫在佐幕的短暂时间内作诗三称严武为“知己”，这种情况在诗人一生的与人交往中很罕见。陈之壎在评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时就特别指出：“士为知己死，盐车之下向伯乐而长鸣。观公此五首，依严之情迫切已极。此后遂登幕府，又奏授尚书郎，严之待公不薄矣。而注家往往必诋严，谓非公知己，何哉？”杜甫自己在诗里一再提及严武于他有恩，对他宽容、照拂，“托病”告假，也是有求即准。这一切若是要拿杜甫在华州作参军时与其上司的关系相比，应是令他相当感激和满意的了。

杜甫在严武幕府中，与同僚相处不快，这无论是其在职期间还是辞职之后的诗作里都有或明或暗的体现。如其《遣闷奉呈严郑公二十韵》就有“分曹失异同”之叹。卢元昌甚至以为这是诗人全诗表达的主旨；王嗣奭也说：“观公此诗，谁云傲诞哉？即幕僚虽不合，止云‘分曹失异同’。”又说：“公有‘分曹失异同’之语，似与诸公不合而归。”（《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评语）杜甫在这首诗里的表达确实比较模糊，究竟是对各曹职责不明有看法，还是对同僚不专任其事有所不满，难于判断，但其有所不满，是可以确定的。而其辞职以后，对同僚的奚落谴责就更多、更明显、更强烈了。

如《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诗的末联云：“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虽然是自叹之辞，但其中似也包含了被狂妄少年辈轻侮、有负平生之志的意味。边连宝对此二句解读说：“严之待公虽厚，然公素性孤介而疏懒，不耐世俗礼法，故有诗云‘束缚酬知己’，又有云‘小吏最相轻’。”杜甫刚辞职就对幕府诸公说这样的话，显然是有弦外之音的。《除草》一诗的寓意与此颇为相似，全篇皆正写除荨麻一事，但诗言“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顽根易滋蔓，敢使依旧丘”“芟夷不可阙，疾恶信如仇”，如果没有特别寓意，似乎诗人为除杂草一事不至于动情如此。陈贻焮谓其“政治寓意显然”。旧时诸家也都认为其中寄寓着“去恶”“除奸”之意。但这些看法，多少都让人觉得有点泛泛，结合杜甫辞职回到草堂除草的特殊时点，应该与其在幕府与同僚相处不快的“心病”有关，诗中借除草务早、务尽，似有微讽老友严武远佞幸、去小人之用意。凭借其与严武相知之深，他义当奉劝；而以他们彼此了解之透，相信严武能独解此中之味。

至于《莫相疑行》《赤霄行》等篇，笔触直指过去的幕府同僚少年，冷嘲热讽，机锋更露。如《莫相疑行》云：“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对于此诗的命意，杨伦解之曰：“前诗有‘分曹失异同’句，知辞幕之故，大半因同辈不合。盖一则老不入少，一则主人相待独优，未免见忌。然公实无心与竞，彼亦何用相疑哉！末二句盖开诚以示之也。”其对杜甫引起同僚少年相疑不合的原因乃系严武待之独厚的分析见解，是颇为独到的。这大约也是杜甫佐幕时与同僚关系不睦、引起少年猜忌轻侮的重要原因。从杜甫该时段所写的诗作看，严武确实对他特别体谅宽容，并不拘泥于上下级之间的等级差别以及必要礼数，这原本是他们二人特殊关系与深厚情谊所决定的，别人既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故同僚少年对此看不惯、意不平，必有恶语相向、轻慢相侮的心态或行为表现出来。设身处地想，杜甫的这种处境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他既难以接受同僚的相疑乃至轻侮，又不愿让严武过于难处，故其选择主动离开，是既为自己着想，又为“知己”考虑的恰当之举。这也是杜甫辞职以前对同僚较少正面还击，而辞职以后情绪较为激烈地爆发出来的重要原因。

在此关系不睦、氛围紧张的处境之下，杜甫开初打算有所作为以报答知己的愿望，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落空了。他在奉呈严武的诗中明言“分曹失异同”，除了含有喻示其与同僚相处不甚融洽的意思之外，我们还能看到诗人对职责不明而难有作为的某种牢骚情绪。

杜甫在节度幕府的半年时间里，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的他的职业作为，只是写了一篇《东西两川说》，为严武如何治蜀及加强西山防务提出建议。即便此文，仇兆鳌亦谓其“一时率笔成篇”，似乎从艺术上看，该文并非杜甫的精心结撰之作。该文的主要建议，在于希望严武委派一个能干的将领，去做统帅羌族八州的兵马使，改变过去诸州各自为政、自袭官职爵号而不听统一号令的散乱状态，以更好发挥羌兵抵御吐蕃侵扰、收复被占三城的主力军作用。杜甫在文中明确说，如果照他的建议实施，“八州之人，愿贾勇复取三城不日矣”，并且催促急择严武所素谙的将领，正色遣之，立即着手推进。据史载，正好在这一年（广德二年），严武“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十月，取盐川城”。严武因此升职为检校吏部尚书。似乎严武取得大破吐蕃、收复城寨的胜利，跟杜甫的这番建议有着时间节点上的吻合，我们可以根据杜甫与严武当时的一首唱和诗进行具体考察。在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卷十一里，收录了严武的《军城早秋》及杜甫《奉和军城早秋》。诗题为“早秋”，则严、杜唱和之诗应作于七月。严诗云：“昨日秋风入汉关，朔云边雪满西山。”则战事发生的地点，正从西山边关开始。杜诗云：“已收滴博云间戍，更夺蓬婆雪外城。”张远释二句云：“‘已收’句，已然事；‘欲夺’句，将然事，俱颂严武。”滴博岭为唐军戍所，唐属维州（在今阿坝州汶川县境）。蓬婆岭，唐属吐蕃（在今阿坝州茂县境）。表明在七月的战役中，原被吐蕃所侵占的唐军戍所已经夺回，接下来又进击到吐蕃境内，最终取得了破敌七万的大胜利。司马光《资治通鉴·代宗广德二年》将“严武拔吐蕃盐川城”事系于此年十月，胡三省注：“盐川城，在当狗城西北。维州旧有盐溪县，永徽初，省入保州定廉县。”其地在今甘肃漳县西北，则是战役深入到吐蕃境内而夺取其城池。战事从七月持续到了十月，以唐军获胜而宣告结束。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难以确定严武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杜甫的建议，及取得破敌之胜利与杜甫的建议具有多少直接因果关系。但可以确认的是，杜甫六月入幕不久，就根据眼前的军事形势及自己对两川的了解，积极向严武建言献策，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节度参谋职责。从时间的吻合度看，不排除严武接受了杜甫的建议，立即采取了对吐蕃的主动进攻性战略。至于中间是否如杜甫所言，委派得力的将领充任羌族八州兵马使，并以之为对吐蕃作战的主力，则甚有可疑。毕竟杜甫建议的重点在于边关防御，而严武的战役策略则是以主动进攻、深入敌境攻城略地为主；何况从时间的重叠度看，恐怕也没有来得及说服八州首领接受军事收编，因为这是一个相当敏感棘手的指挥权归属难题。

除此以外，杜甫后来几乎也再没有什么建树可言，他的精力相当一部分被同僚不和的内耗消磨掉了，并且越到后来，其心思越少放在幕府参谋上，更多的是不时陪同严武出游观光，赋诗遣兴，跟其履行参谋职责已经关系不大了。

三、余论

杜甫居蜀五年多，在其一生的经历中是比较重要而又有些特别的一段历史。总体上看，这段时光由于蜀中相较关中等其他地区更安定，加之拥有了之前一直期盼而未得的固定居所，全家人的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与可靠保障，故其能够写出为数众多表现闲适村居情景、不乏安定生活情趣的优秀诗作。通过这些作品，诗人留给读者的印象，主要是他在经历战乱流离以后，找到了一个终于可以避难歇息的满意处所。另一方面，其最初由秦陇入蜀以投靠故旧的动机，又因镇蜀官员的频繁人事变动而使其遭遇到意料之外的波折，中间梓、阆间一年多的转徙飘荡，几至于决计离蜀出川，延续其后半生前途不明的流民生活。直到严武再来镇蜀，杜甫才看到了恢复一家人安定生活的一线希望，故而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带着重拾美好人生时光的愿望，迅疾返回成都草堂旧居。

凭借彼此长期结下的友谊，特别是经历了“房党”案的共同政治打击，严武对流离失所的故人杜甫格外关照：主动为其向朝廷请官，既恢复了杜甫的“体制内”官员身份，又为之解决了举家饱受困扰的生计困难；在幕府中对其格外宽容照料，不以上下级一般礼节拘之，这既是两人特殊友情的体现，也表现了对老来佐幕之友人的同情理解；而时常一起游观唱和，诗酒往来，则是他们爱好相同、感情得以交流和深化的最重要方式。在此意义上去看待杜甫佐幕的缘由及其对“知己”严武的感激心态，就有了必要的前提和坚实的基础，也更容易明白杜甫即使在遭遇同僚哂侮、内心纠结于出处进退困惑苦闷的境况下，依然决心努力报答严武知遇之恩的深层原因。

正因为严武对自己有着特殊恩遇和照拂，不报答不足以表明感激之心，故在幕府履职中，他尽量忍受着同僚对自己的不友善言行，以及因职责不清而难有作为等不利环境和条件的困扰，甚至极力抑制着自己因体弱多病却每天都要重复那套早入晚归上班程序而萌发的“归村”冲动，他仍顽强坚持着努力完成自己内心对严武许下的郑重承诺。这种多少有些违背自己秉性的因素所构成的内心纠结，几乎伴随了其佐幕生活的全过程。

此外，要比较准确、全面地观察杜甫在严武幕府中的心态及其变化，还得兼顾其辞幕以后，特别是在严武英年早逝、彼此友情成为感情记忆的时候所表达的言行。

杜甫辞去幕职不久的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就在四十岁时突然去世了，这显然对杜甫原来打算回归草堂村居过其安宁闲适生活的设想带来直接冲击，有些猝不及防。他在蜀中靠得住的故友死了，一家人的生活保障条件突然消失，他再没有理由继续在草堂的闲适自在的生活，尽管其刚将草堂翻修一新，但他毅然决定尽快去蜀，于五月便顺江而下离开了留下过浓厚生活印记的成都。

关于对杜甫有恩且视之为知己的严武之死，身在成都的诗人却没有悼念作品流传下来，这不仅成为其行踪考察的一个争议焦点问题，而且被有的研究者作为认定其对严武仍然心存嫌隙的有力证据。陈贻焮《杜甫评传》便以杜集中“无只字道及（严武之死）”为言，认为杜甫对严武有所“失望”和“不满”。也有人从创作心理学角度给出一种解释，认为严武死得太突然，又是英年早逝，令杜甫无法接受，受到打击太大，情绪陷于巨恸之中，致使他无法捉笔进入创作状态，所以没有当即作诗悼念。事实是否果真如此，难以确证，而从下文考察可知，陈贻焮的说法不尽合乎情理与事实，则是可以确定的。

杜甫出蜀后，于永泰元年初秋到达忠州。严武的灵柩顺江而下经过此地，杜甫专门作诗追怀故友，题为《哭严仆射归榇》。诗中恸哭故友的感情表达得很深挚，所谓“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对严武不幸早逝深感悲慨；所谓“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顾宸以为是诗人“自致感恩意”，郭沫若说“悼死唁生，是包含有不少眼泪的”。陈式评全诗则指出：“一时目极伤心，存没知遇之感，百端俱集，故写得痛切淋漓至此。”以杜甫跟严武的深厚交情论，自当如此。

大历二年（767），杜甫流寓夔州，睹天下动乱未已，伤故旧凋零殆尽，有感而作《八哀诗》，严武被列入哀悼对象之一。这是杜甫以忆旧的方式，全面总结评价严武一生仕途、功名及立身为人的用心之作。或谓此诗全述严武功业，而只字未及个人交谊，其实不尽然。所谓“开口取将相，小心事友生”，就是把其追求功名与善待友生对举来进行评价。且诗中还专门提及严武镇蜀的功绩，其中包含着赞美其善于用人的重要经验，所谓“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称其治蜀堪与诸葛亮、文翁相媲美。诗的末联以“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缨”作结，表达自己作为严武的故友，未能很好报答其“知己”之恩的些许遗憾与沉痛悲伤。浦起龙对此评价说：“以哀意作结，语极凄怆。严系知己中第一人，自尔情至。”杨伦评全诗亦云：“镇蜀为严公一生事业，且知己之感存焉。”在严武已故、自己流寓他乡的时候，杜甫追忆当年在蜀依靠严武的岁月，他对严武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仍然念念不忘，心存感恩，始终视对方为“知己”，故诗中抒发的情感，才会如此深切而真挚。眼下的贫病交加，生计维艰，与当初的境遇形成鲜明对照，使他越发思念故友，将这份珍贵情感铭记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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