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凭心而论,出于学术争鸣和文化发展的考虑,对任何一种思想和见解进行批判性解构并没有错。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问题。
因此而言,笔者劝君首先不要着急去赞成或者去解构人大教授的见解,而是要努力去搞清楚他的观点是什么。这才是最硬的道理,最基本的方法论!
他的主要观点一是,高度肯定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贡献。从事实出发需要回归历史场景。积贫积弱百年的中国,按照世界通行的工业化起步标准,新中国完全没有可能进行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建设。
作为人均资源禀赋极差的原住民国家,在冷战两极对抗的时代大背景下,不论是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发展权益还是为了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都必须以牺牲民生(特别是农民)福祉为代价,进行自我剥夺式的内向积累以完成必要的资本积累。
这就需要一个具有极强组织动员能力的强势政府,而毛泽东建立起来的人民政府就顺应了这种要求。他提出的“工业化是不可转逆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工业化必须通过集体化道路以最大限度减少交易成本从农业中提取剩余是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等主要观点是从客观现实出发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见解,极具说服力。
他的主要观点二是,三农问题必须要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反复阐释,无论是在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因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而必然会出现经济危机。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主要方法就是实现对三农的危机转嫁。这是三农问题形成的最重要的历史原因。
“三农问题不是三农的问题”是其主要观点。他进而指出,重视三农问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辩证处理好资本的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属性。尤其要避免资本利益集团深入介入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充分发挥好党和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这些思想观点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它早已超越了象牙塔的界限,充分体现了有正义感知识分子鲜明的责任意识和炽热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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