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多名,除了徒增人们 的记忆负担,并没有更多的价值。多人同名,则常会闹出误会来。
记得在很多年以前,那时我还没有进入大学,在一家 工厂当工人,当时我的历史知识少得可怜。一次在广州街头散步,看到一处有一个纪念碑,上面写着“孙逸仙博士 ……”等碑文,一个同伴说:“这位孙逸仙是什么人?”我 说:“可能是一个科学家吧。”
过了几天,我们又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看到一个 牌坊上有几个大字“浩气长存”,落款是“孙文同伴中 有人问:“孙文是谁?”我说:“孙文可能是孙中山的儿于。’‘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孙逸仙”、’‘孙 文”、“孙中山”是同一个人,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号 德明。
有一个儿童笑话:
老师出了一个题,“周树人是谁?”
一个学生回答说:“就是周树那个地方的人。”
周树人是鲁迅的原名.然而知道这一点的人并不会有 很多。像孙逸仙、孙文就是孙中山,这除了少数文化人知道外,大部分国民未必清楚。
这种一人多名的现象在旧时很普遍,通常一个人有乳 名、谱名、学名、表字等,如董必武,小名乐益,大名贤 琼,入学时更名为用威,参加革命后又取名必武。如国画 大师齐白石,原名纯芝,字渭清,后名璜,字濒生,后又取号白石.这一来,他便有了五个名字:齐纯芝,齐渭清, 齐璜,齐濒生,齐白石。
一人多名带来很多的麻烦,把孙逸仙与孙中山当作两 个不同的人,把齐璜与齐白石当作两个不同的人,这种情 况并不少见,这不能怪世人知识贫乏,而只能说这种一人多名实在是没有多大必要,它除了徒增人们的记忆负担,浪 费人的精力之外,并没有更多的价值。
故而,五四运动起,有人提倡 “一名主义”,主张一人 一名,反对取名之外再取字,这一主张逐渐被人们接受。现 在的人已经不再取字了。当然.现在的人还有小名、本名、 笔名等的分别,不过比起旧时代来,这已经简单多了。
名字原本只是一个人的代号,一个人有一个代号即可. 大可不必用几个不同的代号。
当然,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下,一人多名也许会有好处, 如从事地下工作或间谋活动,这可以掩人耳目,达到隐蔽 的目的。
但是,对于大多数过正常生活的人,完全没有必要拥有几个名字。
现今实行身份证制度,身份证上只能有一个名字,户籍上也只是这个名字。一个人如果有几个不同的名字,那么,他在需要出示身份证或户口去证明身份时,就很可能遇到麻烦。
有一位青年,原名唐路生。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因为他母亲是在路途中生下了他。他读中专时,觉得这个名字不雅,便改名为唐军,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一直更用唐军这个名字,同事们都只知他叫唐军,不知他叫唐路生,而他家里人,他的亲戚们却一直称呼他唐路生。后来也要结婚了,家乡的亲戚们给他寄来钱物,以示祝贺,然而邮件上写的都是“唐路生”。他单位上负责收发的老头,见到这个名字,一查本单位职工名册,没有这个人,便以 “查无此人”,将邮件退了回去,一连退了两个邮件。直到又来了第三个邮件,是一张汇款单,老头寻思,怎么老是有 “唐路生” 的邮件寄来?莫非有谁原来是叫这个名字?经过一 一询问几位姓唐的职工,最后才明白,原来这个 “唐路生” 就是唐军。唐军拿着汇款单兴冲冲地去邮局取款,邮局里的人要求他出示证件,可是,他出示的工作证和身份证,上面写的都是 “唐军”,理所当然地他被拒绝了,无论他怎么解释,邮局的小姐就是坚持一条:汇款单与证件上的名字不同,不能取款,这是规定,毫无办法。他只好回到单位,请求人事科开具证明,证明他原名 “唐路生“。人事科的科长老张是一个办事认真的人,老张慎重其事地翻出唐军的档案,一査阅,档案中并没有他曾用名 “唐路生”的记载,这个证明看来不能开。于是,又经过一番解释,一番请求,最后找到一个间接证明的办法:汇款单上填写的汇款人姓名和地址,与唐军档案中某位亲戚的姓名和地址相同。证明总算开岀了,汇款取到了,可是却费了很大的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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