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名作为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的一种,它一开始便时时受到封建专制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与制约,结果是许多人起名时都要考虑到排行、辈份、家谱等宗法关系是否妥当,不得冲撞祖先尊严,不得与帝王得相的名字或尊号相抵触,以免犯欺君罔上之罪;臣下不得直书当政君主之名,凡人不得直书圣贤之名,子孙不得直书父母先辈之名,必然用别的字代替或空着或写为“某”等,这便是流行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至今仍在某些地方沿用的“避讳”之俗。这也是封建统治阶级在维护其思想文化统治地位时的一种政策。
这种习俗通常有以下几种“避讳”:
(一) 避直书或直用皇帝及上属将相官吏之名,即使字音也不能有相谐的情况发生。如秦始皇名赢政,那时秦国庶民不敢直称“正月”,而称其为“端月”;汉光武帝名秀,“秀才”们便不得用“秀”字,而改称“茂才”。
据《老学庵笔记》记载,州官田登在任时,辖区里的百姓不得用“登”字或与之同音的字,上元节家家户户要放灯,百姓也只好说成“放火”,因而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名谚。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也大兴避讳,因此“元宵”便被改为“汤团”。因为“元宵”与“袁消”谐音。
(二) 避直用书或袭用古圣先贤之名。如金朝时皇帝下令,不得用周公、孔子之名,因此“丘”字被改成了“邱”。
(三) 避用父母先辈之名。我们经常可看到许多墓志铭上“先父大人刘公之墓”或“慈母大人许氏之墓”等避讳例子,起名时同样忌讳用父母先辈之名。如诗人李贺,聪明之极,七岁便能辞章,一时名声大噪。韩愈曾写信劝他参加科举,但因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认为这样做将是对父辈的大不敬,因此,他始终没能参加进士考试。
即便是在当代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起名时这种避讳的例子,但随着人们思考观念的进步与更新,城市生活中这种习俗已不再被人们重视。生活中已没有那么多禁忌避讳,西方这一点要比我们进步得多,比如若先辈们曾经建过奇功立过伟业,儿孙们为表示无上荣耀,通常沿袭其名,日常生活中,通常见面也相互直呼直书其名。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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